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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闇公:民主生活会留佳话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有一份弥足珍贵的档案。翻开档案,泛黄毛边纸上飘逸俊秀的字迹背后,讲述着杨闇公如何解决党内矛盾争端的故事。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有一份弥足珍贵的档案。翻开档案,泛黄毛边纸上飘逸俊秀的字迹背后,讲述着杨闇公如何解决党内矛盾争端的故事。

1926年1月,中共党员杨洵决定向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去信,反映重庆党、团存在的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问题。

杨洵当时33岁,已过而立之年,还是一名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入党的“老党员”。可是,当他在1925年7月受党安排返回重庆,在党的据点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工作后,近半年来却一再感到种种不适:重庆党、团的领导人童庸生个性强烈,杨洵关心刊登中法大学招生广告的问题,童庸生居然以长信回复,有怀疑之意;国立四川第二女子师范学院学潮发起,童庸生坚决反对杨洵提出的停止运动的意见;童庸生还一再插手中法大学教职员事务,有捣乱之嫌;除童庸生外,团地委其他同志常常不采纳杨洵的意见,又要求他不能只关心中法大学事务,让他担任不恰当的职位;党的宣传资料不知怎么又寄到中法大学,使这个据点有暴露之嫌……如此种种,让杨洵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眼下,四川军阀白色恐怖正烈,重庆党、团领导人吴玉章、杨闇公和童庸生受到通缉,远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与其与临时负责人曾净吾纠缠不清,不如报告中央。

中央收到杨洵的来信后,高度重视。不过,中央更为关切的是重庆党、团的团结问题。适逢杨闇公、童庸生在广州会议结束后,来到上海,中央随即专门召集杨闇公、童庸生二人谈话,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此时的杨闇公、童庸生一头雾水。他们刚刚带着一身的疲惫离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满心欢喜地准备迎接下一场战斗,哪知居然从中央领导口中得知内部团结出了问题,受到了“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的严肃批评,真是尴尬不已!

说起来,童庸生也有些冤枉。例如,刊登中法大学招生广告之事,因经办同志延误、报社要价较贵,慢了两天登出,这本与他无关,谁料想杨洵发生误解还来信质询,童庸生才写长信要杨洵尊重客观事实;女师学潮兴起,如不参加,必定失去青年信仰,怎么可以制止;组织事务繁多,希望杨洵多承担工作,有何不可;至于中法大学教职员事务,或是安排其他同志生活来源,或是担心引发军阀注意,又怎么算是乱插手……其实,童庸生反倒是对杨洵不愿意担当临时负责人、推诿工作的做法有看法。

不过,杨洵反映的有一件事,童庸生确实不冤——他实在是性格太强势。譬如童庸生是在共产党员王右木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谁知道,成都地方团在1922年10月初创后,身为书记的童庸生就与团的指导者王右木发生矛盾,还一发不可收拾。童庸生居然离开成都,转赴重庆建青年团,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还严厉指责王右木。说起来,无论王右木还是童庸生,都是坚贞的革命志士,这番笔墨官司,着实让后人叹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杨洵受不了童庸生的性格,倒也不令人奇怪。

不过,中央怎么能够允许地方组织中发生不团结的现象?身处地下斗争险境,肩负革命重任,内部的分裂,很可能导致党、团组织走向消亡。如果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中央的办法就是一个:开会!杨闇公、童庸生等重庆党、团负责人、杨洵在内的涉事人全部参加,进行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就是一个,弄清事实,消除误会,团结同志向前进。

于是,1926年4月15日,重庆党、团地委领导干部共10人,按照中央的要求开了一个批评会。杨闇公开门见山,“我们仅可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各位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妨碍团体工作的进行。”

杨洵随即发言,他详细陈述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十个不适的问题和对童庸生的误会,同时也抱怨道,自己给中央写信提意见,却被中央认为“不工作,在团体外说话,以后要负一部分实际工作”,实在是难以接受。童庸生一如既往,把相关情况一一陈述,言下之意对杨洵极为不满。

不过,令两人都意外的事来了。参会的同志逐一发言,态度严谨,言辞庄重,陈述事实,一字一句见血见肉,根本没有什么童庸生是重庆团的创始人、杨洵是老党员的顾虑。“这次全是他(庸生)的态度不好,惹出来的,以后希望改正。杨洵平时对工作不努力,有高等党员的气概。这次的误会,全是你自己的疑心生出来的,不应因个人的误会,不信任团体”;“庸生对团体工作虽诚实,但个性强烈,有‘左’倾幼稚病。杨以前也曾努力工作,但回团后,态度上不十分好”;“对地委生出许多误会来,全是不明了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而发生的”;“庸生个性甚强,批评同志时甚至于谩骂,故很容易引起误会。杨洵……除中法校事外,全不工作,态度对同志不诚恳,自然要引起误会,且常站在团体外说话,更容易引起分歧……这些言论哪里不引起同志的猜疑呢?”

或许这就是醍醐灌顶吧。面对同志们的批评,刚才还言之凿凿的杨洵、童庸生虽偶有解释,却更多的是一再回答“接受批评”。于是,当杨闇公要求互相批评之时,双方曾经的一个个误会早已在大家公认的事实面前澄清,杨洵希望童庸生改正态度,童庸生则希望杨洵注意改正“小资产阶级心理”、团体与个人关系处理不当和工作挑剔的毛病。

虽然我们已无法得知杨闇公对童庸生、杨洵两人的评价,但其实他一直非常认可童庸生。然而,杨闇公主持会议时,始终不偏不倚,从未打断任何一人的发言。当所有人发言完毕,他客观总结了童、杨二人的缺点并进行批评,他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强调:“我们的团体是统一的,我们的同志时时刻刻都应维护团体的统一,不应因一点误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表现分裂的毛病。这是我们同志应该注意的。团体不是私人能把持的,决不是个人化的,是要团体化的。”最后,他希望童、杨“以后共同努力奋斗,不再闹此资产阶级的意气”。这时的杨闇公,犹如一位率领千军万马的统帅,在他看来,童、杨皆有优点,只要团结一致,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将军;这时的杨闇公,犹如一位参透人生的长者,把“团结”这一成功的真谛以最诚恳的方式传授给同志;这时的杨闇公,犹如一位严慈相济的兄长,面对弟弟们的争执,他总能找到双方最大的共同点......

经历此番会议的童、杨,未受任何打击,二人由此化解了矛盾,放下了包袱。而经过这次批评会的四川党团组织,则以更加团结、更富战斗力的工作姿态受到中央的赞誉。童庸生始终战斗在四川革命斗争的最前线,后于1930年牺牲;杨洵一直发挥理论功底深厚的特长,一边搞宣传,一边做统战,不幸于1949年12月7日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

这次会议,是重庆党组织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生活会。细读会议记录可以发现,主持人程序严明,争议双方辩事实、讲道理,参与者公正严谨,最后的总结一针见血,达到了解决问题、团结同志的目的。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增强自我免疫力、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我们要以杨闇公主持召开的这次民主生活会为标杆,开展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检视问题,让党员红红脸、出出汗,促进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规范,促进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责任编辑: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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