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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重庆谈判的故事

摘要:1945年10月8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行将结束,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出席欢送晚宴,气氛热烈。晚宴后,张治中邀请毛泽东观看京剧《十三妹》。

1945年10月8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行将结束,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出席欢送晚宴,气氛热烈。晚宴后,张治中邀请毛泽东观看京剧《十三妹》。晚八时许,剧情进入高潮之际,一位身材魁梧、形色匆匆的中年男子步入剧场,向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附耳低声报告:下午六时许,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从沙坪坝回红岩村途中,遭遇刺杀,送市民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在如此敏感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件,使周恩来不觉一震!为了避免惊动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沉着地离开会场,找到负责治安警卫的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向他提出严正质问和抗议。

李少石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女婿,他的形象儒雅,从侧面看上去,与周恩来颇有几分相似。这件事是否是针对周恩来策划的?有没有政治背景?它是否意味着国民党高层对国共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是否能够顺利地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这一系列的问号,一下子涌上周恩来的心头。从重庆谈判开始以来,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无不对毛泽东的安危忧心忡忡。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和所有在重庆的同志们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精神状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李少石事件的发生,无疑将同志们的忧虑情绪推向了最高峰……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两个月以前。

1945年8月10日,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了重庆。经历十四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百年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举国上下奔走相告,普天同庆。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内矛盾顿时凸显。中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民主建国,这个愿景能否顺利实现?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一举一动,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先下手为强,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第一份电报,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大造声势,在国内要闻版以大字标题刊出新闻:“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摆出要以“谈判求和平”的姿态,企图抢先占领舆论制高点和战略主动权。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毛泽东不温不火地回以“朱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朱德总司令电文提出的是受降程序未明的问题。

8月20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第二封电报,“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蒙蔽了一些媒体,《大公报》社论的评价是“蔼然诚坦,溢于言表,不须我们多作解释。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纽约时报》发表社论,也称中国共产党不愿参加合作。《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说:“我们明知道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发电,继续坚持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蒋介石这三封电报,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风口浪尖,处于一种进退为难的境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蒋介石摆下了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如果不去,蒋介石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不要和平、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去,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毛泽东的安全如何保障?张学良被长期监禁的遭遇,即是前车之鉴。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共中央政治局连日召开会议进行讨论。8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郑重表态:“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

8月24日,毛泽东即回复蒋介石“ 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同日,《新华日报》发表署名“莫一尘”的文章《解决问题的关键》,文章批评那种一定要毛泽东亲赴重庆的论调,认为“显然蓄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并以政治犯遭关押、政党无合法地位和特务横行暗示毛泽东赴重庆不安全。

这件事如何决策,事关重大。一些解放区领导人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坚决反对毛泽东亲赴重庆。8月25日、26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为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毛泽东毅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深入虎穴!他认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毛泽东也做了最坏打算,如果做出最大让步还不行,就“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毛泽东的发言,一锤定音。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谈判。作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央建议,他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中共中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正常运转、高效决策,指挥全党继续奋斗。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十分清楚,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无疑是以防不测,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大家的心里都沉甸甸的。

做了最坏的准备,还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对于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警卫工作,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考虑具体方案。经过反复研究,周恩来指定龙飞虎、颜太龙、陈龙等三人做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龙飞虎和颜太龙都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抗战爆发后,先后跟随周恩来赴重庆,政治上绝对可靠,熟悉重庆情况,长期从事保卫工作,是最佳警卫人选。

随后,周恩来又召集会议,专门研究毛泽东在重庆的警卫工作,决定增派毛泽东的警卫班战士齐吉树照料生活,另派枪法精准的警卫员舒光才、戚继恕等随行。同时,周恩来确定,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保卫,由武全奎负责安排;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保卫,由办事处主任钱之光负责;谈判期间代表团对外办公地点的保卫,由朱友学负责。

一切俱已安排妥当。临行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彻夜长谈,面授机宜。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亲自去重庆谈判的决定。

中央的决定公布后,基层的同志对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是什么看法?著名作家方纪在散文《挥手之间》中,为我们留下了详细的记述,“八月二十七日,延安飞机场上飞来一架美国飞机,那是美国特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将军来了。来做什么?‘还不是缓兵之计!’人们私下这样议论。当天夜里,党支部忽然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思想上说什么也转不过弯来,何况是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当时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点着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有不少老同志感情深重地说:自从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步,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抗日战争,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却要亲自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8月28日,毛泽东启程赴重庆谈判。延安数千军民到机场相送,气氛十分凝重。登机后,“主席的面容出现在飞机窗口,人们又一次拥上去,拼命地挥手。主席把手放在机窗玻璃上。直到飞机转了弯,奔上跑道,升到空中,在头顶上盘旋,向南飞去,人们还是仰着头,目光越过宝塔山上的塔顶,望着南方的天空,久久不肯离去。”

8月28日下午3时36分,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乘坐的476650号军用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安然着陆。头戴灰色拿破仑帽、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第一个走出机舱,并向在场的人们挥手致意。山城重庆再次沸腾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真正认清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誉。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

重庆谈判十分艰难曲折。历经双方代表四十多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基本达成协议,准备签署《双十协定》。但是,就在协议签署的前两天,就在为毛泽东举行欢送宴会的时刻,突然发生了李少石事件。在这个微妙而敏感的时刻,这不能不引起共产党方面的高度警觉。周恩来得到报告后,立即起身离开晚会现场,当面质问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这究竟是不是有计划的暗杀”,要求他立即彻查此事,并切实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随后,周恩来赶到重庆市民医院,慰问李少石家属。在医院里见到李少石的遗体,周恩来想起了他的岳父廖仲恺先生,不禁悲从中来:“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凶杀。”现场笼罩在悲愤之中。

但是,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不能久留。他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初步安排了李少石的后事,又匆匆赶回宴会现场。他要求宪兵司令张镇,必须用自己的汽车亲自护送毛泽东。于是,张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亲自布置了一次最高级别的警卫行动,深夜十一点多把毛泽东安全送回红岩村驻地。

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不安和震动。第二天上午,宋庆龄、邵力子、沈钧儒、陈铭枢、郭沫若、茅盾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前往医院吊唁。重庆各报记者和在渝外籍记者10多人,也先后去医院探视采访,使这一事件迅速传遍了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10月9日,案情基本查清,经过国共双方对调查过程和结果的确认,这是一次交通事故引发的偶然事件,没有复杂政治背景。

10月11日下午,毛泽东终于安全返回延安。当他乘坐的飞机在延安机场平稳降落时,早就等候在机场的两万多延安军民,拼命鼓掌,热烈欢呼,迎接领袖的胜利归来!

从近些年新发现的史料来看,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情真是波澜起伏,他的确曾经考虑过趁谈判之机扣押毛泽东的方案。在1945年9月27日的日记中,他写到:“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经过反复权衡掂量,直到10月6日他才放弃了这个打算。这些新披露的史料再次证明,当年党内外的同志和朋友担心毛泽东安全问题,绝不是杞人忧天。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经询问老朋友章士钊对时局的看法,章士钊沉吟良久,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更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具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默默地关心着毛泽东。比如,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工作的钱剑夫,听说毛泽东在桂园会客的间隙,喜欢走出大门,在警戒范围之外散步。他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对重庆谈判的态度并不一致,在重庆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十分危险,他立刻请朋友带给毛泽东一个字条:“晨风加厉,白露为霜;伏莽堪虞,为国珍重。”毛泽东看到字条后,立刻会意,再未轻易走出桂园大门。点点滴滴,可见人心向背。

重庆谈判是人民力量的一次胜利。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广泛会见各界知名人士,开展多层次的统战工作,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采,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为了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深入虎穴、以身犯险,体现了革命领袖始终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体现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大智大勇。这一切,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激励我们走向更加光辉的未来。

责任编辑: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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